阿克塞建县的前前后后

哈依卡  党永定   著

(一)

1949年9月28日,敦煌宣告解放。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大部分地方当时称敦煌南山,也随之解放。当时,甘肃境内的哈萨克仅利加德克部落沙海都拉部40户、巴尔合部落马根相木部30余户,乃依曼部落卡宾部20余户,共90余户350多人,在安南坝、海子带居住放牧。另外,胡塞因等部150多户在青海尕斯、台吉乃尔和都兰一带居任放牧。

根据党的“争取、团结、教育”民族上层人上的方针,1949年10月中旬,敦煌人民政府第一次派来 推夫(维吾尔族)和阿訇阿合头提为代表,进南山到哈萨克部落去做争取团结教育哈萨克中上层人士的工作。米推大过去经常赶着毛驴,驮着茶叶、布匹等生活用品,在哈萨克部落居住的地方做小买卖,他通晓维、哈、汉三种语言,熟悉哈萨克各部落群众的情况。这次进山后,他仍然一边做小生意,边给哈萨克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劝说哈萨克牧民不要再到处流浪,只有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安居乐业。但是,由于哈萨克在新疆时,深受盛世才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压迫,迁来甘肃、青海后又腾湖马步芳军队的疯狂居杀和野蛮抢动,总认为历代统治者那产相因而在,心理上产生征暴敛,哈萨克只有遭殃,不会有幸福。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了“本民族以外的人都是敌人”的印象。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给哈萨克带来幸福。对党和政府存有较为严重的恐惧心理和戒备心理。尤其是那些部落头人,顾虑重重,戒备心理更加严重。如卡宾头人问来推夫:“共产党是不是跟盛世才一样,抓哈萨克人民,杀部落头人,还要消灭宗教?”

来推夫解释说:“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的。不相信你们可以派人到教煌城里去亲眼看看”。阿合买提阿訇也说:  “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的清真寺还在哩, 我也还在念经”。

经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耐心细致的团结教育工作,沙海都拉头人消除了顾虑,他联络其他两位头人和牧民群众,热情欢迎政府派来的代表,并协商派出三位代表,于11 月随同来推夫到敦煌。人民政府热情接待了哈萨克代表,并举行欢迎会,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会上县委书记杜秉德说: “哈萨克同胞也是受压迫的。他们同全国各民族人民都是一家人”。 还给代表赠送了布匹、茶叶、粮食等物品。但这三位代表在回去途中又受到毕善禄的挑拨和恐吓,使党对安南坝一带的哈萨克中上层人上的争取团结工作,受到了阻力。

 同年12月底,政府义派来推夫与阿合头提阿訇进南山,请部落头目派代表到酒泉参加座谈会,协商关于安置边境哈萨克样众与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机构等事宜。来推夫等到了安南坝,但部落头人都心怀疑虑,态度冷谟。有一个头人躲在家里, 避而不见。另一个头人带着部落群众搬迁到青海尕斯:还有一个头人,派人暗暗到山外探察,怕后面有军队跟来。面对这种情景,来推夫次又一次地耐心宣传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除他们的怀疑和顾虑,使民族中上层人士和牧民群众对党的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结果部落头人委派木哈无提汗和那异地为代表到酒泉参加座谈会。那菩坤曾在敦熄做生意时受到过政府和驻军领导人的热情孩待,他常受头人指派去教煌、哈密借做买卖之机探听消息。这两位代表到酒泉后被安排在东关大清真寺居住。在那里居住的还有阿制和信神伊斯兰教的回族,维族样众,也常在这里念经作礼拜。代表们耳闻目睹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疑惑恐惧和成备心理逐渐消除了。座谈会期间,中共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刷书记贺建生、专员刘文山和统战部长梅一芹等领导人看望并宴请了哈萨克代表。在座谈会上,党和人民政府答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协商了关于安置边境哈萨克族群众和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事宜,还给每位代表做了一身新衣服,赠送了砖茶和大米。并给阿克塞的每位部落头人捎回10块砖茶、50 斤大米及其他物品。这些事实对哈萨克族群众和部落民族中上层人上触动很大。他们深有感触地说:  “马步芳军队杀哈萨克人民,抢哈萨克的牲畜财物,人民政府对我们这样关心,这样热情,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我们希望早日安定下来,发展生产,建立家园”。

这两位代表回到敦煌后,又受到敦煌县委和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返回安南坝后,向部落头人和牧民群众传达了座谈会精神,宣传了在酒泉、敦煌亲眼看到的和平景象和人民的自由生活,畅谈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哈萨克人民的关怀和安置的诚意,安南坝的各界人士和广大牧民群众表示对人民政府非常满意。大家满怀喜悦心情用宰羊宴客的方式庆贺自己获得新生,纷纷表示要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心从事畜牧业生产。后来人们把这段安定、和平、自由的生活称为“第一一次解放”。

(二)

正当党和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哈萨克民族中上层人士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场突 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阿克塞草原,使得刚刚获得解放的哈萨克人民又陷人动荡不安的境地。

为进一步消除哈萨克头人的顾虑,人民政府三次派李万祥(回族、敦煌县工商科长)等到阿克塞长草沟、海子、马海等地进行争取团结工作。1950年4月,李万祥、马福诚等3人骑马进南山,邀请哈萨克部落派代表到敦煌谈判,并争取土匪头子毕善禄和铁有才改恶从良。他们向头人加那布里等递交了敦煌县政府的信件,反复向头人们解释说明党的民族政策,并介绍敦煌解放后各族人民经商开店、务农种田、信教念经、安居乐业的情况,请他们派人来敦煌参观、座谈。结果,哈萨克方面派1人,毕善禄派1人到敦煌参加座谈会。接着人民政府派人用几峰骆驼送去粮食20斤,还有茶叶、棉布等物资,帮助哈萨克群众安排生活。7月初,政府又派李万祥等4人第二次进长草沟,找哈萨克头人商议派代表到敦煌正式谈判。头人加那布里派出代表5人到敦煌,住在文庙招待所。中共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亲自向哈萨克代表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并批驳了反动派及土匪挑拨民族关系所造的谣言。同时宣布了三条政策:一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党和政府不会干涉;二是过去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因生活困难,有过抢劫、伤害老百姓等违法行为的人,只要立即停止,诚心诚意回到人民政府的怀抱,党的政策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三是奖励劳动者,反对剥削压迫,希望哈萨克族发展生产,过安定幸福的新生活。
    可是,1950年8月,在新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后逃窜进人甘肃的匪首乌斯曼哈萨克族、原阿尔泰专员)和尧乐博斯(维吾尔族,原哈密专员)千余人,在肃北盐池湾一带遭到剩匪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乌斯曼匪帮经哈尔腾逃进海子草原。这次随乌斯曼和尧乐博斯反动头人胁迫来甘青新边境的有:尧乐博斯90多人(其中白俄散兵20多人)、苏坦恰里甫60多户、包布拉蒙古族0多人,不久向青藏边境逃窜。乌斯曼40余户,加那布里80多户,沙拉黑坦60户、哈布得里60户、别然特巴依60户,其后又有卡宾50余户,木哈德里60户,则南、斯班80多户,近300人留居甘青新边境。

由于乌斯曼匪帮的骚扰和破坏,特别是对周边各民族的疯狂抢劫掠夺,造成了甘青新边境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严重威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民族中上层人土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为了剿灭乌斯曼和尧乐博斯窜匪残部,解救被胁迫的各族人民,我剿匪部队在肃北截击叛匪之后,继续向甘青新边境地带和青海西北部推进。在三军黄新亭军长指挥下,剿匪部队执行以军事进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则灭土匪,解救人民。中共酒泉地委还指示部队,把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同反革命问题严格加以区别,在打击顽固惯匪的同时,坚定地争取团结被敌特推上贼船的民族中上层人士,帮助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解除思想压力。同时还成立了以酒泉地委书记为首的“争取哈族工作委员会”。于1950年9月、10月相继派来推夫,李万祥等第三次进山到长草沟、海子、马海等地,一面了解匪首乌斯曼的情况,一面寻找加那布里、沙拉黑坦等部落头人,进行争取团结工作。规劝他们与匪首划清界线,坚决站到政府和人民群众一边来。还请沙海都拉、沙拉黑坦等十六七人到敦煌会谈,进一步商议哈萨克牧民由马海等地移住海子、长草沟放牧等问题。但是,由于有些头人都跟乌斯曼跑过一阵,且听信反动宣传和谣言,中毒较深,心想站到人民政府一边,又怕共产党将来算总帐追究其罪行,想依附乌斯曼走下去,又怕将来没有好下场。当头人们还在观望风向、犹豫不定的时候,饱受疾苦的牧民群众期盼早日过上平稳安定的日子。他们听从政府代表的规劝,赶着牛羊,驮着毡房,从马海一带搬到海子草原。几个头人也随后搬移而来。由于人民政府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在牧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加之党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使一些受欺骗、被蒙蔽的部落头人和牧民群众渐渐清醒过来,因此不断有逃离叛匪和反动头人控制而陆续回到人民政府一边来的牧民群众。
    同年10月,为了争取住在尕斯一带的哈萨克,青海省派代表哈力木、札皆、木哈买等5人约均为哈萨克),到尕斯各部落中宣传党的政策,向乃依曼部落头人胡塞因台吉介绍人民政府对恰卜恰的哈萨克族安置情况。11月,胡塞因派哈木、尼哈买提二人随同政府代表到达海西。青海省委统战部周仁山部长和都兰县委书记一起接见了他们,并座谈商讨了关于哈萨克族解放安置的有关事宜。还向哈木等人赠送了砖茶、布等物品,以表示党对哈萨克人民的关怀。同时,新疆也派镇西县副县长扎里甫、木垒县副县长吐尔逊、哈密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马秀峰等30人组成工作团,前往敦煌哈萨克各部落中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欢迎哈萨克牧民重返原籍。新近从新疆解放区跑出来的木哈德利、卡宾两部110顶毡房508人表示愿意服从政府安排。住在安南坝地区的哈萨克122户502人,住台吉乃尔的哈萨克450多户1500多人,他们向人民政府提出:(1)过去哈族逃跑,是旧政府所逼,抢劫是生活所追,要求宽大对待;(2)武器不上交,并要求政府发给200人的武器弹药;(3)部队不要进入牧区,派干部不得超过5人;(4)放回管制人员,供给吃穿,在游牧区办训练班。当时政府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说明哈萨克族多年的流徙、抢劫是国民党军阀和反动派进行挑拨和军事屠杀造成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哈萨克过去的一切行为不加追究。还介绍了新疆镇西县已经释放了200多名被关押管制人员,一批哈萨克上层人士在当地政府中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党和人民政府时刻关心着哈萨克人民的疾苦。1951年1月,在敦煌成立了“安置流散哈族工作委员会”,人民政府在文庙接待和安置被乌斯曼裹胁后进离归来的牧民群众和流散在南山一带生活无着的贫苦牧民。政府给他们安排了食宿衣着,指定贸易场所。为了避免奸商盘剥和诈骗,政府还抽调专人给牧民登记出售商品。国营贸易公司还给哈萨克群众供应民族特需商品。这些举措对哈萨克人民影响很大,消息传到草原后,更多的牧民群众盼望着早日脱离叛匪控制,获得解放,过上安定自由的日子。

(三)

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政治争取哈萨克群众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悲惨境遇中的广大牧民逐渐觉醒,消灭乌斯曼匪帮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确保甘、青、新三省(区)边境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多次派人向乌斯曼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希望他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并送达了从宽条件书。然而,乌斯曼坚持反动立场,有恃无恐,执迷不悟,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甚至他凭借海子四面环山,中央空旷平坦,沼泽遍布的有利地形,口出狂言说什么,我决不投降,你们有本事到海子来吧!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决定三省会剩这股残匪。1951年2月14日,人民解放军某部骑兵大队和骑兵团组成一个剿匪团。15日从敦煌南湖出发,分两路奔袭海子。东路由代理团长李文彭率领骑兵大队,经五个泉子脑翻越当金山,向海子东部包抄运动;西路由安钩政委率领骑兵团,从大鄂博图沟翻越当金山向海子西部包抄运动。时值数九寒天,荒原戈壁冰天雪地。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真是“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2月19日拂晓,两支部队都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开始行动。这天,海子草原阴沉沉,雾腾腾绝大多数男子出外游牧还没有回来。

东路骑兵大队,按预定战术三人为一战斗小组,分散扑向各个毡房。靠近毡房后,由一人担任警戒,喊话劝降,交待政策;一人揭开门帘,一人冲进毡房解除武器。东路部队没放枪,便顺利地摸掉了十几顶毡房,匪徒全部缴械投降,当了俘虏。西路骑兵团,也采用同样战术,在天亮前解除了大部分毡房中匪徒的武器,并收缴了一群带着马绊的马。突然,有人从狗叫声中发现了部队行动,就大喊大叫,仓皇开枪。被惊醒的匪徒从毡房中蜂涌而出,或徒步,或乘马,一面向解放军射击面拼命奔逃。这时,东西两路部队汇合成一股力量,围歼追击窜匪,一时枪声大作,战斗激烈,加那布里被击毙。虽俘虏匪众17名,但不见匪首乌斯曼,几位指挥员在战斗空隙中分析了乌斯曼的去向。大家认为海子四面都有我军重兵把守,只有向西北的安南坝和尕斯方向逃跑,那里有铁有才残部流窜。遂决定由李文彭代团长率领两个骑兵连追击。

骑兵连出发不久,就碰到一位牧民,他向西北方向指着说,前面骑白马的就是乌斯曼。部队飞快追了上去,丧魂落魄的乌斯曼拼命逃窜。解放军战士因不熟悉地形,加之日夜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很快就被甩得老远。这时,部队文化教员孔庆荣等六人,从苏干湖的冰滩上抄近路向对岸逃跑的乌斯曼追过去。乌匪见追兵接近,连连举枪射击,三名战士的战马中弹倒下,只见孔庆荣一马当先,猛追不舍,乌斯曼连射不中,便跳下马,把叉子枪支撑在地面上射击。一颗子弹打穿了孔庆荣的裤管。乌匪见孔庆荣逼近,就举起叉子枪向其双眼截去。孔庆荣头偏躲过,但被一股枪叉戳伤了面颊。他强忍剧疼,顺手抓住鸟斯曼的枪就势跳下马来,与其进行殊死搏斗。凶悍的乌斯曼把孔庆荣压在身下,孔庆荣试图翻身打下敌人,但因日夜兼程急行军,体力消耗极大,多次搏击未能成功。乌斯曼从靴筒里抽出匕首向孔庆荣刺去,孔庆荣急中生智,抓住乌斯曼手指猛折,使其痛得吼叫,无法下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炊事员刘华林赶到,捡起地上的叉子枪朝乌斯曼刺去。乌斯曼如中弹野兽惨叫一声撒手倒地,被孔庆荣和刘华林生擒活捉。待自居玛(哈萨克战士)等五人赶到时,乌斯曼已被捆绑结实,如困兽一般缩卧在地上喊叫。后经中央批准,将乌斯曼押解新疆,在乌鲁木齐镇压。

在追剿乌斯曼的过程中,觉悟了的哈萨克人民不畏艰险,为解放军探听消息,带路引兵,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消灭乌斯曼匪帮,为甘青新边境铲除了一大祸患。重获解放的各族人民心花怒放,拍手称快。可是由于一些部落头人和被蒙蔽的群众不明真相,心怀顾虑,在惊慌恐惧中跑出海子草原,流散于哈尔腾、马海、台吉乃尔、尕斯一带,不敢回来。有些部落头人又依附于流窜各地的残匪,胁迫牧民群众重陷于流寇式的劫掠生活。随即,新疆和青海派人对游牧于尕斯、台吉乃尔一带的乃依曼部落头人胡塞因台吉部150多户600多人,以及苏坦恰里甫部和哈力别克部1500多人,进行了争取团结工作,协商解放事宜。

在海子草原上重获解放的大部分是老弱妇孺。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同时,分享着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慰问,以及政府工作组送来的救济物资。工作组一方面动员哈萨克家庭给流散在外的亲人送信、做工作,劝他们归来与家人团聚;一方面宣传《共同纲领》,说明人民解放军进军海子,是为了消灭乌斯曼、尧乐博斯匪帮,解救被他们胁迫受欺骗受蒙蔽的牧民群众。反复官传A吊政府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同时把乌斯曼的家属与乌斯曼匪首本人区分开来。由于一些部落头人都被挟持跟乌斯曼跑过,心有余悸,藏匿于深山,不敢回来。如一位部落头人躲在哈尔腾,一直叫不回来。经工作组多次写信规劝,宣传政策,才顾虑重重地回到海子,又躲在家里不敢露面。为了消除他的疑虑,工作组的领导人专程上门看望,做思想工作,交待党的政策,争取他能早日站到人民政府一边。在党的宽大政策感召下,解除了他的恐惧戒备心理。他愿意帮助动员流散出去的牧民群众回来。后来,经过他现身说服和争取教育,许多牧民群众陆续回到了海子草原。党和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哈萨克民族中上层人士和牧民群众的工作又一次取得了成果。1951年5月.工作组由海子转移到前山博罗转井各部落牧民也随后搬往前山长草沟、博罗转井一带:政府工作组在逐步安定下来的哈萨克族人民中开始宣传酝酿和筹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事宜。并在博罗转井办识字班,起初有2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参加学习。

当时政府工作组负责人是酒泉地委统战部梅一芹部长,成员有来推夫、李万祥等。他们在牧民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宣传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宣传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条例”,做继续争取团结教育民族中上层人士和牧民群众工作,在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下,动员哈萨克牧民上缴武器弹药,组织生产自救活动,发展畜牧业,保护牲畜,不要乱宰杀牲畜,动员男女都参加生产劳动。动员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文化,参加识字班等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工作组还帮助组建了部分头人负责的工作班子。由木哈德里、沙海都拉负责宣传政策收缴武器子弹方面的工作;由吴堪、则尔提巴依负责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方面的工作;由卡宾、斯班负责文化教育识字班,动员学生的工作。经过努力做工作,各方面都有了初步成果。如工作组调查掌握哈萨克牧民手上有300多条枪,上缴的就有250支。上级批准每个部落头人可挑选一支枪,共发给头人10支枪。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展得很顺利,设立四顶毡房作为识字学校,学生最多时达40多名,学校5月5日开学,教师有宋老师(汉族)热马札(哈萨克族)。这是哈萨克从新疆东迁甘青以来第一次办起的学校。在生活方面,政府供给了粮食、茶叶、布匹等生活用品,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分贫富男女,使得劳动群众感受到了真正的平等待遇和人格尊严。人们把这段平静、安稳的日子称为“第二次解放”。

(四)

获得新生的哈萨克人民刚刚过了几个月的安定生活,就又受到从敦煌、哈密逃亡到南山的地主武装铁有才和土匪毕善禄以及一些反动分子的骚挠和煽动。他们利用政府工作组在哈萨克群众中宣传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条例”的时机,煽动造谣说:共产党在敦煌镇压地主恶霸,部落头人也要受到镇压,共产党给你们先来甜的,后来苦的…。这些反动言论即可引起一些部落头人的警觉和恐惧,一时人心浮动,坏人有机可趁。1951年6月24日,反动分子用挑拨、威胁、恐吓等恶劣手段煽动长草沟一带的哈萨克抢劫了大鄂博图驻军骆驼兵团的100多峰骆驼,同时杀死二名工作人员。惊慌失措的部落头人串联起来,胁迫牧民群众翻过当金山向海子及青海边境逃跑。解放军骆驼兵团派一个排的部队前往劝阻逃跑的群众。由于反动分子和坏人的参与及挑唆,部落头人胁迫牧民群众在海子干沟埋伏阻击,解放军连长张风鸣和六名战士牺牲。时称这次事件为“长草沟叛乱”

草沟件使得阿克塞地区的社会秩序又陷入混乱状态,刚安置不久的哈萨克群众又惊愁万状,骚动起来,四散逃亡。尤其是1950年、1951年先后从新疆解放区跑出来的哈萨克部落头人和被裹胁来的牧民群众中,流传着各种谣言,对阿克塞的哈萨克人民也起到了煽动蛊惑作用。他们流徙到甘青新边境后,绝大多数仍以抢劫为生,对三省边境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

长草沟事件后,则南、斯班部落100多户仍留住哈尔腾带;木哈德利、沙拉黑坦、卡宾、沙海都拉、则拉提巴依、阿哈买提等部分散在西蒙山、阿里顿、哈吉拉、台吉乃尔地区,吴堪部70余户去了昆仑山一带:东至哈尔腾安南坝,西至阿里屯乔克、铁木里克,南至昆仑山都有流散游徙的哈萨克部落牧民

1951年夏天,驻扎在尕斯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巡逻时与山里的哈萨克人发生冲突,互有伤亡。部队收容了一部分老幼男女牧民,让其在牧场里劳动生产,维持生计。还让儿童进了识字班学习文化。部队在解放叶斯克巴特地方的20多户牧民时,受蒙蔽的一些人去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双方发生战斗,哈萨克人木萨、苏里满等五人被打死,许多老婆娃娃被收容安置在牧场劳动,自食其力。1951年秋,尕斯地区哈萨克抢部队的消息传播开来,有80多个哈萨克青壮年骑马走了三天到达牧场住地,一夜之间抢去100多匹、骆驼80峰、羊3000多只。那些人因分赃不均而起内讧,结果互相打起来。部队追赶来把被抢的性畜又全部夺了回去,连他们的乘马、武器也被全部收缴。被缴械的窃贼一个个俯首投降。然而那些贼心不死的诈降者又伺机抢夺了部队的枪支、乘马逃跑,在冲突中又打死战士3人。1952年2月,在祁连山藏匿的沙拉黑坦、木里克等去马海抢夺解放军部队的马匹。夜晚被哨兵发现,他们五人就躲藏进红柳树林,被部队包围起来搜索到沙拉黑坦时,他怕被活捉就自杀身亡,其余人逃脱。士匪毕善禄在企图抢劫哈萨克财物时被木里克击毙,连同匪众十多人一律消灭干净。1952年3月,马海查干布鲁胡松藏匿的沙得克、沙都娃哈斯为首的20多户牧民与部队发生冲突,沙都娃哈斯被打死,牧民逃散。马俄祖木部30多顶毡房100多口老弱妇孺被部队收容送到尕斯部队驻地牧场安排劳动。连他们的80匹马、50峰骆驼、200多只羊、一并归人牧场。还有些被胁迫流浪山野的穷苦牧民,没有乘畜没有枪支,连打猎为生的本事都没有,缺吃少穿,只能用野性皮和破布烂毡挡风遮羞。这种非人的苦难日子整整熬了一年多,人们常常在饥寒交迫之中,呼天唤地,惨不忍睹

如何对待和处理长草沟事件及其由此而引发的其它事件,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部队,遵循党的民族政策,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认为这次事件是部落头人对党的民族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又受到反动分子和坏人的挑唆、煽动所引起的,所以把它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对那些参与事件的部落头人和民族中上层人士,还是本着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仍然实行“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

1952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在视察甘肃新疆工作时指出:哈萨克族与其它民族一样是我国勤劳而勇敢的优秀民族之一。并指示中共新疆分局和中共酒泉地委继续争取他们。使哈萨克人民能够与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当地的党和人民政府要关心哈萨克人民的生活和安全。立即着手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是彻底消灭流窜在祁连山一带的匪特残余;另一方面是对留居在敦煌的哈萨克牧民,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和宣传,使他们加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然后派他们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一道去争取、开导离开政府的哈萨克牧民群众和民族上层人士。8月至12月,新疆哈密专员公署、甘肃酒泉专员公署、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都兰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工作团,到达三省边境地区开展政治争取哈萨克的工作。

8月初,敦煌县人民政府派哈萨克族胡思满等二人为代表,带着人民政府给安南坝哈萨克牧民的信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的宣传材料,到安南坝见到了民族上层人士阿通拜克(原哈密副专员),他与其他头人商议给人民政府写了回信。提出“不收缴哈萨克的枪支弹药;不抓哈萨克小孩当兵;撤出马海等地的解放军部队;宗教信仰自由;生活全由国家负担”等十项要求和条件

8月中旬,新疆工作团来到敦煌,会同敦煌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共24人,拉着60峰骆驼,驮着面粉、布匹、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来到胡鲁斯台,慰问安南坝一带的哈萨克牧民。在找不到牧民时,就把东西放在草原上位置明显的地方,写上条子,待牧民发现后使用。8月下旬,安南坝一带的哈萨克派哈美等十几名代表到敦煌参加了座谈会。9月3日,台吉乃尔等地的哈萨克也派达乌提、再尼拉为代表,随同政府代表一起带着由卡宾、木哈德里、吴堪、沙海都拉等24位头目签名的“协商意见书”,到敦煌与人民政府协商哈萨克安置问题。

各代表团都对哈萨克头人和牧民群众进行了慰问和生活救济。酒泉行署专员张子宽亲自带队送去15万元的面粉、茶叶、布匹、棉花和篷布,并对哈萨克头人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为解决贫困牧民的生活问题,仅1952年9月,一次供给安南坝马海哈萨克面粉60万斤、砖茶300块、棉花3000斤、篷布240匹。工作团还深入到毡房访贫问苦、送医送药、送吃送穿、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内外大好形势。新疆工作团里有许多人,都是阿克塞哈萨克的熟人和亲戚,有的是他们部落的头人或一些头人的儿子。原来听信谣言的人认为哈萨克头人被共产党抓了或杀了,现在亲眼看见那些人活得很好,还代表政府来慰问,做争取、团结的工作。这些事实教育了流散边境的许多部落头人和牧民群众。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表示愿意回到人民政府的怀抱。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和群众,在逃离时抢劫了牲畜,伤害了人命,因而总是。惊恐不安,认为政府这次决不会饶恕他们。当看到政府仍然对他们热情对待,宽大为怀,既往不咎,那种恐惧心理就逐渐消除了,表示坚决站到人民政府一边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1952年8、9月份起,甘肃境内的哈萨克都在阿克塞地区安定下来,再没有发生流散抢劫事件。

流散于青海西蒙山、阿里顿山、哈吉拉、台吉乃尔等地的哈萨克,也在甘、青、新三省访问团、工作队争取团结教育下,陆续安定下来,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并派出代表卡格巴提(沙尔巴斯)、卡木尔旦(加德克)、阿斯尕尔(坚铁克)等,随同政府代表哈木、尼合买提等到青海阿合苏地区去,受到省地领导接见和欢迎。此后又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到青海、新疆和内地开阔眼界,学习政策,观看解放后的大好形势。后来,这些部落陆续迁回到阿克塞,结束了流浪生活。

国庆节,敦煌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哈萨克部落头人座谈会,共同协商安置哈萨克人民事宜。哈美等十位头人被邀请参加了会议。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等领导专程来出席会议,并设宴招待代表。经座谈协商,政府对代表们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生活全由国家负担,枪支不上交并由政府发给子弹”等十项要求,都基本同意。并暂划定安南坝、台吉乃尔等地为哈萨克牧民住牧区域。10月16日,新疆哈密专署派札里甫副县长、酒泉专署派来推夫等十人为代表,前往安南坝、台吉乃尔哈萨克比较集中的两个地区,带去两个专署致哈萨克同胞和头人的信。信中反映了敦煌十月座谈会的协议成果,并给哈萨克群众带去面粉、砖茶、棉花等救济物资。十月座谈会议还决定对阿克塞当时仅有的1765人(成人1167人、小598人),成人每月供应面粉20公斤,小孩每月供应面粉15公斤,对居住在敦煌县城的哈萨克56人,实行生活全供给。12月,甘肃、青海、新疆又分别派出工作组、访面团,表达了三省人民政府对哈萨克人民的慰问,并将愿意回新疆的80多人用汽车送回新疆,又把100多个家属从新疆接到阿克塞。从而使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进一步认识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消除了顾虑,安定了情绪回到了新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从此,甘青新边境的民族关系逐步走向团结,边境哈萨克已经靠向人民政府,边境的社会秩序和交通已经呈现出安定和畅达。阿克塞哈萨克族人民结束了十多年来悲惨痛苦、流浪飘泊的生活,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始建设新的家园。人们称这是阿克塞哈萨克的“第三次解放”也是真正获得了新生。

(五)

阿克塞的哈萨克部落和人民,在过去的流浪飘泊和战乱中,人畜伤亡惨重,濒临灭绝的边缘。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救济,妥善安置,扶持发展生产,帮助他们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当家做主,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生活。

早在1951年初,敦煌县就成立了“安置流散哈族工作委员会”,其工作重点是了解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向哈萨克族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解放后各地的大好形势,帮助哈萨克族人民解决生活困难。1952年,酒泉地委根据省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必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反对轻率急躁情绪,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努力做好安置流散哈萨克人民的工作。9月,在原敦煌县“安置流散哈族工作政政策,对过去流散的哈萨克因历史原因和生活所迫等原因而干过的一些错事,采取“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耐心地争取、团结、教育他们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鉴于当时哈萨克人民缺吃少穿,经济崩溃的困境,哈族工委经请示省委批准,从西北军区牧场调拨羊1.62万只、牛530头,无偿分给牧民群众。平均每人10只羊、三人1头牛,帮助扶持恢复和发展生产。从1952年10月起,由国家对阿克塞的全体哈萨克人民实行三年生活“供给制”。据统计,1952年到1954年,分发面粉11529万斤小米21.65万斤、棉布547匹、砖茶499箱、羊毛3.56万斤(共制作毡房288顶)、棉花9千多斤,以及食糖等等日用品。这些物资的价值约80余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人490多元。党和人民政府的无偿支援和救济,使哈萨克人民渡过了极端艰难贫困的时期,同时也为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阿克塞的畜牧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据资料记载,1952年11月,流散于阿克塞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全部得到安置,356顶毡房,1616人,有各类牲畜7831头(只)。在17户中调查,其中没有1头牲畜的12户,占总户数的103%;人均占有10头牲畜的53户,占总户数的453%;人均占有30至100头牲畜的20户,占总户数的17%。占有牲畜量最多的是部落头人,而贫苦牧民牲畜很少,有的家庭甚至没有一头牲畜,过着人身依附的牧奴生活。发展到1953年,阿克塞的各类牲畜达到242万头(只),1954年底达到342万头(只),195年底达到4.95万头(只,比1953年增长1倍多。当时哈萨克牧民有366户,户均有羊500至1000只的8户,自总户数的2.15吨300至500只羊的41户,占总户数的18.3%;150至200只羊的267户,占总户数的7295%;100只羊以下的50户,古总户数的136%。牲商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牲畜占有量的多少充分显示着牧民的富裕程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甘青新边境哈萨克族的问题,1953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了“甘青新边境哈族头人联谊会及各族团结会”。参加会议的有甘青新三省7个民族的代表共136人,其中哈萨克族代表69人,蒙古族代表27人,藏族代表21人,裕固、回、维吾尔和汉族代表19人。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牧区各项政策。经过反复讨论,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各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挑拔离间的罪恶行为,是造成过去边境各民族互相隔阂、戒备,甚至互相仇视的根本原因。对于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大家表示万分痛,恨。并由此进一步的体会到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边境各民族应该更加亲密的团结起来,互相信赖,互相帮助,真诚的友爱合作,对于过去的问题不再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使边境各民族共同在幸福光明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各族头人和代表在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原则下,经过充分协商,拟定了“甘青新边境各族代表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安置边境哈族的协议意见”,(简称三省协议)。协议意见中规定,“以海子色勒屯)为中心,东至哈尔腾东端的托逊堡,西至安南坝,南至海子的南端,北至燕都尔图的地区为哈族居住和放牧区域”。从此,阿克塞的哈萨克族有了固定的住地和草场。哈萨克人民高兴地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安身立命的宝地”

三省“协议”会议之后,原西北行政委员会于1953年5月组织了“甘青新三省各民族访问团”,到阿克塞传达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哈萨克族的关怀,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以及祖国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在访问期间进行了逐户宣传,普遍慰问,发放救济,扶持生产,治疗疾病,赠送药品,公平贸易,收购土产以及放映电影、图片展览、文艺演出等活动。访问后,组织哈萨克族和各族各阶层代表人土到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后祖国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突飞猛进的变化,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认识,为在阿克塞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机构做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三省“协议”指出:帮助哈萨克族建立与实际情况相称的区域自治,成立本民族的自治机关,在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哈萨克族内部事务,自己当家作主,是既有利于加强哈萨克族内部团结,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在三省访问团的具体帮助指导下,经民族中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及牧民群众充分协商赞同后,于1953年7月18在大鄂博图召开了民族中上层人士座谈会,7月4日推选出自治区筹备委员21人,成立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县级)筹备委员会

在筹备过程中,筹委会和政府工作组广泛深人牧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在民族内部调解纠纷,增强民族团结,组织发展牧业生产和狩猎等副业生产,开展医疗、贸易和办学等方面的工作。还在实践中,培养选拔民族干部27名、委派干部25名,与各界协商推荐和聘请各界代表42名为区域自治机构的正式建立做了充分准备。1953年10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同意阿克塞自治地方名称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县级)”。1954年4月20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敦煌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41人,其中哈萨克族代表38名,汉族代表2名,维吾尔族代表名。西北行政委员会杨明轩副主任在会上讲了话,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人民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议,并向大会献词、献旗、赠送礼品,热烈祝贺会议的胜利召开,给会议以很大鼓舞。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会代表经过认真酝酿协商和讨论,选举出了自治区委员21名,其中哈萨克族19名。从委员中推选阿通拜克托合巴提哈萨克族)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马秀峰(汉族)、哈美,阿都巴依哈萨克族)、胡斯满·沙布尔巴依哈萨克族)、卡宾布尔阿泰哈萨克族)、来推夫阿依甫维吾尔族)木哈德利·吐木斯合(哈萨克族)等六人为副主席。26日大会宣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27日在大会胜利闭幕之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自治区建立之后,甘肃省组织省地工作组,深入阿克塞牧区宣传自治区成立的重大意义和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帮助建立乡政权组织。阿克塞的哈萨克族人民从此开始了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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