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平凡人生

苏里坦.阿里木

我的童年

1942年3月30日,我出生于一位普通的牧民家庭。母亲生下我的第二天, 天刚亮的时候,马步芳的军队打来了,抢劫了我们部分部落和阿吾勒。当时,我们的部分部落和阿吾勒住在青海省太吉乃尔的地方。我们的部落和阿吾勒的人们万众一心反抗敌人,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们打了败仗,敌人打死了我们100多人,那场面残不忍睹,其中有被枪打的,大刀砍的,剖开肚子的,同时抓走了几十名妇女和孩子,把部落的财物和牲畜抢劫一-空。当时母亲抱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了一天一夜,我在敬爱的母亲保护下幸免一-死。以后,我们家人跟随剩下的部落和阿吾勒的人一块流浪到青海、甘肃阿克塞等地,直到1948年。

1948年8月,我们一家和我们部落一起听从当时国民政府

的管理,从阿克塞长草沟往新疆搬家。这一年冬天搬到新疆哈密县境内。然后搬到巴里坤县北山。1952 年我父亲去世,我们家的羊群,由姨夫帮助放牧,我被母亲送到乡里的毛拉家念古兰经,开始我学习很认真,很用功。有一天,老毛拉给我说:“我明天到哈密市参加宗教界老人学习班,由我的儿子给你们讲课,你还是要和我在一样的好好听课,好好学习。”这样第二天,他的30多岁的儿子来讲课,没过几天,他叫我读课本上的几句话,我读了一次,他说不对,我读了第二、三次,他都说不对。究竟错在哪里我也弄不清。他又不说反而给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两眼冒金花,顿时大哭起来,整整哭了一上午,午回家了。吃过饭后我给母亲说我要上学去。但是我没有去学,在外边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呢?最后我拿定注意不去。干脆到小学去上学。当时乡里有一所小学,教室是一间用木头做的房子,有一名教师, 他白天给30多名学生讲课,晚上给扫盲班的青年男女讲课。这样我白天和同学们一块上学,晚上和青年人一块听课。一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家,老毛拉在我们家坐着喝茶,我进屋后尴尬的站在那里。老毛拉说:“进来,进来,这儿坐。”原来毛拉从学习班回来后,知道我一个月时间没有上学,所以到我们家来了解我不上学的原因。母亲才知道,我上小学了,没有去念古兰经,母亲向老毛拉道歉说:“孩子错了,请原谅。”同时母亲”一边给老毛拉倒茶一边说:“您老人家不要生气,我恳切希望您给我的儿子说几句祝福的话(给巴塔)。” 毛拉喝完茶,临走的时候,正襟严坐,严肃地给我做巴塔说:“真主啊! 愿这个小孩健康成长,长寿,幸福!”还对我说:“你不愿意去念古兰经也好,但是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时,已经到了学校放假的时间,我再没有到学校去。此后,我就在家放牧。

1953年5月份,我们举家从巴里坤县搬迁到阿克塞。到阿克塞后,人民政府给每人十几只羊、一家给了一头牛。我们家5口人,共分了70多只羊,生活有了保障,我在家玩要和放牧。1954年冬天,母亲又把我送到毛拉那里去念古兰经,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学习,熟读了古兰经,基本扫盲了。1955年7月,听说西北民族学院来了两位教师在阿克塞的哈萨克族学生中招收学生,当时我家在建设乡哈尔腾,我没有见到招生的老师,但是我迫切的希望到西北民族学院去上学。把想法给母亲说了,可是,母亲和亲戚们都不同意我去上学,他们都有顾虑,害怕将来回不来,最终未能实现到西北民族学院上学的愿望,还是在家放牧,干家务。

1956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的老师又来阿克塞招生,当时

我家在前山后滩,这次我对母亲说,一定要到西北民族学院上学去,人家的孩子去年上学去了,今年暑假,回来好好的,学习知识有什么不好,在我强烈的要求下,亲戚们也做通了母亲的工作,母亲才同意让我到西北民族学院去上学。

民院读书

1956年8月底,我们30多名学生和两名老师坐解放牌卡车,

从阿克塞县前往兰州。出发前,30多名学生都带着行李,

坐车时,先把行李放在汽车上,然后我们靠两边的车箱坐两排,中间放的行李上我们背靠背坐着。以前我们没有坐过汽车,感觉坐汽车,特别舒服,很高兴,根本不在乎路途的遥远。我们上路的当天晚上住到敦煌县,衣服都没有脱,住在一家四合院的房子里。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又起来坐上这辆卡车往安西方向走,到安西也是晚上了,下车后喝的是凉水,吃的是我们自己带的干粮,睡在一条小河边。第三天到了酒泉,也在野外生活。第四天到张掖住到一个院子里。第五天的下午我们坐火车前往兰州。第六天下午到西北民族学院。

到学校后,我上的是哈萨克族预科班,全班有20几名学生,年龄大的20来岁,年龄小的11岁。我们学习的是小学二年级的课程,全是哈语授课,班主任是一位高个子、 卷头发、宽肩膀,长得特别魁伟的哈萨克男老师,他精通哈萨克语言文字和汉族语言文字,还会说俄罗斯语,他教我们班的哈萨克语文和哈萨克语法,他事业心特别强,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而且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好老师感到很荣幸。因此,全班同学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集体观念很强,学习很用功,对学校的一切活动积积极参加。当时,学校的义务劳动比较多,全班同学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活,积极参加劳动,圆满完成任务。 那时候,学生的生活特别好,住的是楼房,吃饭不定量。夏天、冬天穿的衣裳和棉鞋年年统一

供给。另外,每月每人发给买香皂、肥皂、毛巾、牙膏的钱。

我到学校的第一年冬天,得了肺病住了医院。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基本好转出院。但出院时,医生说:“你还需要休息一两个月才能上学。这样学校安排与我同样的几个病人一起住到平房一边治疗、一边休息。 当时自己不懂汉语,与其他民族学生交往有困难,也不会生炉子,但是和我一块儿住的一位藏族小伙子对我很好,给我教汉话,教我生炉子,各方面都关心我,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1958年11月,我又得了白血症,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一个星期,一个月时间下不了床。当时给我治病的李金慧大夫在我的病房里陪住了20几天,专门照顾我。同时请来专家诊断我的病情,我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安排,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过了我的亲生父母。因我得的是白血症,急需输血,当时可能没有血库,学校动员师生给我献血,我们班主任和两名汉族同学的血型和我血型一样。他们给我献血,在医生和师生们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下,我战胜了病魔,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虽然我得了两次病,缺了课,但是在老师、同学们的帮助、关心下,自己刻苦学,成绩比较好,每一次考试,除音乐课以外,每门课程都得5分。从预科毕业后,我又到教育系上了三年学。那时候国家正处在最困难时期,生活相当艰苦,但仍坚持学习,1962年10月圆满完成学业回到家。

1961年冬天,我的一位婶婶到兰州看病,病愈出院要回家,

但是她一个人回不去。因此,我送她回家。当时学校准我7天假,给了7斤粮票(那时候我们在学校凭饭票吃饭)7斤粮票我们两个在路上买饭吃,剩下了1斤,当时大队的人都凭票吃饭,我没有票,大队管理员不给饭吃。因此,家里四口人的饭,5个人吃也吃不饱。我在家住了两、三天准备要走,可是既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出行,所以,我到大队生活管理部买饼子去了。管理员拿了我的1斤粮票,卖给我1斤饼子。1斤饼子路上又不够吃,怎么办?因此,我找到大队长家里给也说我的情况,并且我对他说:大队管理员能否不凭票给我多卖点饼子,并给我开个证明(介绍信),有了证明,走路、吃饭都方便。队长听了后说:“我们到管理员那里去,我叫他给你卖给三斤饼子,粮票不收了。我们俩再到八段兵站去,我给你要个证明。另外联系一下,明天早上有没有往东去的军车,如果有,你坐军车方便,他们把你直接送到峡东,再把你送到火车站帮助你买火车票。”这样,我把饼子买上后,我们俩到八段兵站去开了证明。汽车也联系好了,并且兵站的站长让我们吃饭。当时军队不定粮,米饭随便吃,我吃了个饱。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我和母亲骑着骆驼到兵站,兵站的军车正在等我,我上了车,母亲把我送走后,依依不舍的站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回的家。

牧业劳动

1962年10月我从西北民院毕业回家后,参加公社的集体生

产劳动。冬天,队长安排我帮助木匠师傅做哈萨克毡房用的木头(脚、房箱子、房圈子等。冬天特别冷,可是我们天天在露天做工。春天又让我帮牧民转移草场。我给他们送搬家的骆驼,帮助驮行李或者帮助牧民赶羊群。牧民接羔时,队长让我到缺劳动力的牧民家帮助接羔。剪羊毛,抓山羊绒的时候我更忙。这个家的羊毛剪完了,山羊绒抓完了,赶快骑马、骑骆驼或步行到另一家去帮忙,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毛、绒下来后各家各户的毛和绒需要集中到哈尔腾的大索尔苏,等县民贸公司的汽车来运到县上。牧忙季节过了,比较轻闲了。但是,牧民要及时转到夏秋季草场,还得给他们送马、送骆驼,帮助他们转场。同时帮助牧民剪秋季毛,还要打毛,擀毡。

1968年8月轰轰烈烈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阶级敌

人”猛烈的开火。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革命的烈火烧到了我的头上,“革命群众”对我进行几天批判斗争后,把我下放到生产队里放牧,也没有说我有什么错误。让我放了一群羊(母绵羊、母山羊、当年的绵羊羔、山羊羔等共500多只)。当时我和妻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以外,一无所有。要放羊,起码要有一个毡房才行。 怎么办?最后给队长说了我们的情况。他说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破烂不堪的、小小的毡房,重新缝缝补补打起来。给我们放的羊群大部分比较乏弱、膘份极差,特别是接羔期间,山羊羔缺奶吃。因此,我们就给山羊羔喂面糊糊,同时,我们还割野苜蓿和青草给乏瘦的山羊补饲。我们在哈尔腾的白石头沟秋季草场上住了一个月后,就转移到冬季草场考克塞沟,路途比较远。搬家时生产队里只给我们分了驮毡房的骆驼,但没有骑的骆驼,我步行把羊群赶到冬季草场。我们在搬家的路上,每到一处夜晚一般都不能睡觉,得看住羊群,一不注意就遇到狼害。我们搬家的第一天两个山羊羔乏瘦得走不动路,我把山羊羔驮到住的地方喂了些草。它们晚上吃饱草,白天跟羊群走了。我们每次搬家就采取这个办法。到了冬季草场后,天气冷的时候把膘份差的羊羔留在家里喂草或者保护好房子周围的一块地方的草,专门给乏瘦的羊羔吃,当年羊羔成活率达100%。这一年,斗争和批判会议以外的各种会会议不允许我参加,生活比较困难,手里没有钱,借人家的钱买粮和茶叶,粮食不够吃,大部分时间只吃玉米面,更谈不上吃肉。谁也没来过问我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至到十二月底,听说公社党委书记来考克塞沟某可人家里开会,我在路上等他来说我们的生活情况,他才给我们

解决了两只肉食羊。(本来每人两只肉食羊,每年8–9月份给的)。第二年我放了母羊群500多只,比放混合羊群好的多了,但是大部分时间步行放,没有骑的牲畜,第三年还是放的母羊群。在放羊三年当中一个人也没有来帮助我接羊羔。剪毛等牧忙季节的劳动,反而生产队里还叫我参加集中剪羊毛和抓绒的劳动,一去就是半个来月才能回家。羊群由妻子和我弟弟看管。我当了三年牧羊人,风里来雨里去,遇到过各种困难,但是我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和艰辛,每一年100%的完成了公社交给我生产任务。

从教20年

1963年8月公社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通知叫我到建设公

社小学当教师。建设小学原来有两位教师,一位叫叶生别克,

哈萨克族,是1955年从新疆伊犁分配到阿克塞来的,还有一位叫张继忠,1962 年酒泉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阿克塞来的。我到学校后叶老师调到县城小学了。学校有两匹马子,两顶哈萨克毡房,一顶既是老师的办公室又是宿舍,一顶是教室,其它没有什么财产。学校9月份开学时,我到县上提课本。把课本和作业本等装在两个麻袋里,坐的是走海子的民贸公司的卡车,到了海子借了一峰小骆驼,把两麻袋书驮好,牵着骆驼走到海子八段,在那里吃了晚饭,十点左右月亮出来后,牵上骆驼往当中泉和乌呼图走去。海子人段与当中泉的距离有50米公里,第二天十一点左右到了乌呼图。当时乌呼图草场水源边上有二土房子,是敦煌人在夏天放牛时修的,我先把书放在这间房子里,然后自己还要往当中泉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了一个放羊人家里。那时候县城、当中泉、乌呼图之间不能通汽车,如果要到县上去办事的话就骑牲畜先到海子,在海子等汽车到县上,或者骑马、骑骆驼到县上,把事办完了骑马、或骑张驼再回去。当时学校共有50个学生、5个班级,5个班的学生都在一顶毡房(一个教室)里上课。1、2、3年级一个附设班,4.5年级又是一个附设班。我带的是小学的所有的课程,用哈语讲授,张老师给4、5年级讲授汉语课。主要学习单词和简单的句子,上课前我给张老师翻译成哈语,在汉字跟前把哈萨克字和意思写上,张老师按照我写的哈萨克字抄在黑板上给学生教。那时候学生都在自己家里或亲戚朋友家里吃住。学校烧的柴禾,是我们带上学生自己拾来的,或者公社给大队下任务后,大队派人驮运来的。我们晚上备课、批改作业用的是煤油灯,有时候煤油没有了,只能靠火光备课、批改作业。学生都没有桌子和凳子,因此都坐在烂毡和羊皮上,用自己的膝盖作课桌。

1964年夏天,公社要修房子,公社所有的单位和人员都来拖士坯,并用马车拉房基用的石头。我和张老师抽时间也来参加劳动,给学校盖了两间宿舍,到了冬天两位老师和公社卫生所的大夫们都住上了宿舍。学生住的是毡房、教室也是毡房,冬天我们每天晚上起来几次看学生有没有盖好被子的,有没有受凉的学生。1965 年春天,张老师调到民主乡小学去了,我们学校又调来了杨玉年老师。夏天,我们搬到乌呼图草场,杨老师和我们住一顶毡房里,毡房既是我们的宿舍又是我们的办公室。杨老师讲的是汉语课,还是采取了张老师讲课的办法。1965年秋天,公社给学校修了教室和宿舍、食堂,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吃住,当时没有烧的煤,我们烧的柴禾是我们自己打的,自己背来的,有时我们把打下的柴禾,用公社的马车拉到学校。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关心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经常给不会洗衣裳的学生洗衣裳、补衣裳。在“文革”时期,我在队里放集体的羊群。1971 年秋天,没有下任何结论,(实际上没有值得下结论的问题)公社叫我到学校来教书,到了学校后,还和往常一样从事教育工作。有时需要下发文件或者要开会叫我来翻译材料,每一年的牧忙季节,根据公社的安非我都到贫苦牧民家去帮助接羔。在这时候学校的教师也多了,老师、学生都住上了土房子,除烧少量的柴禾以外大部分时间烧的是煤。

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比以前规范化了。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入党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79年11月10日党组织批准我为预备党员,我的愿望实现了。这年9月县教育局通知我到县城中学任教,到县中学后当了高中毕业班和初中班的班主任,带了这些班的政治、哈语文语法等课程,得到了学生的尊重信任,学校老师们的好评。1980 年我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81年夏天,县上准备成立县全日制民族学校,我参与学校的筹建工作。同年秋天我被调到民族学校任教导主任并且带两个班的哈语文课程。1982年9月任民族学校的副校长,在学校工作中,服从组织的安排,尽职尽责地搞好本职工作。我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既当老师又当家长,既教书又育人,课堂上是老师,饭间是炊事员,夜晚是家长。我手把手地教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如何学会自强自立,为牧区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汗水。

1982年10月,组织上把我派到省委党校学习了半年,学习完后拿了省党校的结业证。

领导岗位上

1983年11月,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县委组织部任部长长职务。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自己严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认真管理干部,教育干部,选拔干部,任用干部。特别是在提拔和任用干部方面,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产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1987年2月,我被调到阿克塞县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

在人大任职期间,自己认真履行职责,认真行使权力,为宪法、法律、政策、法规及上级人大决定的正确贯彻执行和本县《自治条例》的贯彻执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0年2月,我被调到政协阿克塞县委员会,任主席职务

和党组书记。担任政协主席后,自己在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和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为自治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2002年6月,我由于年龄关系和身体状况,申请提前退休,经地区和省委组织部批准退休,享受副地级干部工资、医疗待遇。

我在职时,当选为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共阿克塞县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阿克塞县第十一、十二、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阿克塞县第九、十、十一届政协委员、常委。

在我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为党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特别是政治素质、文化修养,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所提高。人民群众对我的工作也及时给予了肯定和褒奖。自己先后四次被评选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还曾获过“全县优秀教师“、“突出贡献先进个人”、“五好文明家庭”、“全区优秀教师”、“全区统一战线工作先进个人”、“酒泉市诚信家庭示范户”、“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2002年我被人选《中华优秀人物大典》和《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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