حولمىتىداعى قازاقتىڭ تاريحى

格尔木的哈萨克人:一则轶史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的中国西域旅行记或回忆录中,常常出现对哈萨克人的 记述。在那个时代,哈萨克人从俄罗斯边界南下,经由新疆、青海、西藏,行至中亚多个地区,穿越南亚次大陆,直抵印度。他们的活动范围广大,但活动轨迹却是一个谜。他们的战斗力、歌谣和生活方式,给这些西方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迄今,散见各处的文字记述仍然无法拼合出当时这支半军队半游牧的力量的完整图像。人们对于哈萨克在内亚地区活动的历史的认识,一直缺乏充裕的证据。一些主要的共性使我们在可可托海的工作中,想起青海格尔木的哈萨克人。可可托海与格尔木,都是哈萨克生活区域,都负载着过去工业时代的大型集体劳动史。在格尔木,哈萨克人像一股方向不定的风,迁入、迁出、再迁入,历经数次。之前,我们曾在格尔木聆听到一段关于哈萨克人的轶史。格尔木最早的行政名称叫“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于1954年6月。“阿尔顿曲克”是哈萨克语“金峰”之意,格尔木市区最早形成的一条主干道“金峰路”得名于此。当时,“海西州的全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直到1984年,“哈萨克族”才从繁长的州名中消失。那一年,寓居格尔木的哈萨克族集体返回新疆。直到2002年,当年部分返疆的哈萨克又赶着牲口回到格尔木。这段迁徙史之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史,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特例。关于1984年哈萨克返疆的原因,诸种记载大多语焉不详,2005年出版的《格尔木市志》称是因为“本民族婚姻等问题”;2009年出版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把返疆归结为“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困难”;格尔木市档案局1990年整理的档案资料中则解释为“部分群众不适应高原气候,年长者思乡心切”。 2009年冬天,我与当时的同事魏毅(后来回到上海研读宗教社会学)准备从格尔木启程,沿青藏公路开始一项名叫《青藏公路:衰落抑或嬗变?》的采访工作,终点是拉萨。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是采访了曾在1984年担任格尔木哈萨克族群众迁徙小组成员的年(他不愿我们在文中写他的全名)。年已在十数年前退dang,如今,快要70岁的他拒绝亲戚要他去西宁共同生活的邀请,独身生活在格尔木,花很多时间用于“系统的阅读西方哲学”。以下内容由魏毅依照年的口述整理而成: “1954年成立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时,对当时流散各地的哈萨克部落做了统一安置。最终选址在今天格尔木以西7公里的郭勒木得镇一带,这里地势平坦、水草条件很好,适宜发展畜牧业,牧场面积大得根本用不完。地方政府还无偿供应面粉、茶叶、衣服等。从此,格尔木的哈萨克族从一个流寓民族变为一个自治民族,而自治区的成立,是ZEL亲自批的。当时就有一个时髦的说法,称呼哈萨克为‘青海的宠儿’。我个人非常喜欢哈萨克族。他们的性格很自然,风俗习惯也让我好奇。当时,很多格尔木市区的居民每到周末、假期,都喜欢到哈萨克帐篷里住几天,喝酒吃羊肉,很自在。我对哈萨克的感觉不是新鲜,而是从心底里的亲近感。哈萨克族对外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但是在家庭内部却非常民主,那时候在我们看来,他们很少有封建的东西。我从未见过他们的大人对小孩戳过一个指头,小孩们也很懂事;往往是,小孩一整天放羊很辛苦的回来,看见家里有客人,就自己坐在帐篷门口休息,不进来打扰,第二天一早拿上个馍馍就静悄悄走了。当时州里对哈萨克族也非常照顾,各个部门基本上都有哈萨克族在职。一些哈萨克族官员怀有私心,认为在格尔木再怎么提升,也是个副职,他们天真的以为如果回到新疆‘自己的地盘’,可以提升得更快。于是这些人窜在一起,要求‘回去’。他们先做老年人的工作,找了很多理由,比如说气候寒冷干燥啊、不利于养老啊等等,慢慢的,想迁回新疆的情绪越来越大,反复了好几次。民委也几次来人劝说:既然定居了,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族群,没必要回去。1983年7月,HYB来青海正式拍板,说“想走那就走吧”。并不是所有哈萨克族群众都愿意返疆,有些人不想走。但当时有个规定:要么都走、要么都不走。这样分为两派,又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84年开了两趟专列,上千人,由一个工作组护送到达新疆,我当时是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麻烦就来了。开始说有人来接,但没人来。分别时一千人哭得不行,场面让人很难受。当时的办法主要是分散安置,有的去阿尔泰,有的去青河,有的去布尔津。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乌鲁木齐,晚上我们一起去吃烤羊肉,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当地的MSL对哈萨克族有很大偏见,说‘土匪又回来了’。工作组从新疆撤离的时候,我说我先不走,要了解一些情况。后来我去看了几个分散点。我有一个哈萨克族老朋友,名叫岗萨,当时被分到建设兵团一个废弃的农场里,那里四周什么也没有,就几排房子,他们住在里边。他们去看到这一切,只好抱头痛哭。大家把从格尔木带来的馍馍拿出来,说“就这几个,吃完就没了”。岗萨当天就赶着八只羊,说要回格尔木。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不少哈萨克回到了格尔木。哈萨克族离开格尔木以后,他们的牧区被划给了附近的蒙古族,而且很快就已经分到了每家每户。重新又回来的哈萨克族没有了牧场,只好给蒙古人当雇工,冬天去山里放羊。政府劝他们返回新疆,因为走之前定下了名单,户口都已经销了。劝不走,就赶;赶不走,只好把他们安置在青海、甘肃交界的马海农场,那里当时条件很差,村不像村、牧区不像牧区——这个过程持续到2002年,那一年,送他们去马海时动用了300辆军车。我也去了,到达马海时,我们在放鞭炮,牧民们却痛哭流涕。我现在非常后悔,没想到哈萨克最后留给我的是这么一段伤心。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失误:哈萨克自治区是ZEL亲自批的,本来没有人可以改动它。当时我不敢与上级作对,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本来是明摆着的、但当时人们似乎都忘了的事实。我当时只是在私底下说说。如果当时我胆子大一点,或许可以留下他们;即便当时不行,那么我现在也要安心一些。原本,我可以改变这段历史……” 我们问他:“总体来看,人们的行动是盲目的吗?”因为之前,年对我们谈到他对黑格尔历史观的看法,年不认为历史有一个内在的目的。他说,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当这样的目的大行其道,也是谎言像钢铁一般坚固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再接受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线索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我尝试看一些英国哲学家的东西,读培根和休谟。我读了许多罗素的书,尝试从英文看,他的书质量不齐,有的写得很随便。我过去是GCD员,在体制里工作,担任职务,真心相信过GCZYML思想。我想用退休后的20年推翻它,也许它在知识上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推翻,但它造成的现实影响并不是一时一刻的辩论可以说清,对于我这代人,它曾经是真实的,但以后变得虚假,我也不同意那些希望它一直真实的人。我现在认真的考虑信仰基督教,但我不会进入教会。” 听完年说完这些话,已经是深夜两点过。屋子里越来越冷,寒气从四周上个世纪留下的水泥墙体里释放出来。我很希望有一张毛毯。也许是几天来的工作,使我在这时感到一阵阵疲倦。年依然不见困意。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注意力有些迟钝,印象混乱而浪漫,我觉得我几乎在面对一个格尔木的康德。但这一想法的过分夸张使我又清醒了一些,我想,那些话其实已经触及他表述的限度,再往前也许他就不能再说出更多,而是一些重复或者相对宽泛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他曾经在青海文联工作过。我问他是否认识诗人昌耀。后者诗作中许多关于游牧民族的描述显然来自对这一地区的哈萨克人的印象。“您怎么评价昌耀?”,我们问他。 “我认识他,但没有太多接触。我想,他是个抒情诗人,他处理不了作用在他身上的那个强大的历史逻辑。当然,应该尊敬他。” 作者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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